單頻道高畫質錄像、彩色、有聲。
陶瓷陶笛：南投/苗栗地區手工製作，黃土（12 件之一），尺寸和重量依場地而定，台灣土壤，2022

《Pswagi Temahahoi》 是《找尋 Temahahoi 的路徑》藝術創作計劃的一部份，透過將紀錄片與視覺和聲音表演結合，編織出混合錄像裝置之作品，探索 Temahahoi 空間的進一步可能性。

Temahahoi 講述了一個只有女性和性別少數族群居住的地方，它們可以與蜜蜂溝通並且用風受孕，此作品描繪藝術家 Ciwas 進入 Temahahoi 的旅程，試圖在山影間的光隙中追蹤和記錄蜜蜂的路徑，並自製他們的陶笛，以尋找被遺忘的 Temahahoi 記憶。

該樂器使酷兒族群能夠透過共享聲音創作的親密時刻和共享氣體來聯結彼此，並發現 Temahahoi 的酷兒景觀。

單頻道錄像，10分12秒，2017
歷史檔案，尺寸隨場地而定

台北的十四、十五號公園為台灣戰後第一起民間反抗公辦都更的「康樂里」事件現場，而現今獨留的日本總督明石元二郎的鳥居，更見證了此地於戰前作為日本墓地的「三板橋」，在歷史塵埃落定的當下，本作透過日治初期發生於此地的愛情故事：《心中雪解車》為題，重新翻攪此地由日治至當代豐富的城市記憶。

​《心中雪解車》刊載於1900年台灣日日新報，內容講述日本妓女鳴戶與日本高進商會職員梅田末太郎的殉情事件，兩人私奔後自縊於大稻埕德國領事館前的載貨列車，後來由日本文人葬在三板橋，是台灣的比翼塚，比翼塚是日本特有的習俗，將生前無法結合的愛侶共葬，以求了卻其遺憾。

​本作以浮世繪、檔案影像與台灣民間畫作為素材，重新講述這段發生在台灣的東洋式愛戀物語，將故事相關的城市場景如艋舺花街、大稻埕與三板橋等地重新呈現，最後以三板橋墓地戰後成為東亞大陸移民群居的康樂里的地理轉換作為兩個時代的歷史對照，重新追憶這段失落的台北城市記憶，探索台灣土地看似斷裂實則深厚的文化厚度。

裝置，45×30 cm，2024
由傳統烏克蘭自製和台灣布料製成的玩偶，填充物為被俄羅斯導彈直接擊中而燃燒的烏克蘭當地小麥粒

烏克蘭重要的傳統物品—Motanka 娃娃，代表著生生不息，是一個具強大力量的神聖之物。藝術家重新以編織布料和穀物製作一個大尺寸的娃娃，希望引起現代社會反思，當我們面對不確定性和遇到危機時，對於希望的渴求。傳統烏克蘭布料和台灣布料的結合是試圖理解這兩種文化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它們在歷史中所帶來的悲傷故事。

藝術家為娃娃穿上一層又一層的衣服，似乎在重新撫平傷口，試圖減輕毀滅和戰爭帶來的無聲痛苦——娃娃的身體充滿了被俄羅斯導彈直接擊中而燒毀的烏克蘭小麥，沒有眼睛的面容則代表當面對所有不確定所面臨到的複雜問題，它無言以對。它是對抗操控和宣傳的證明，極具韌性。

68張印刷底片照片、寬22mm的黃色膠帶，於2024年1月7日在台北寶藏巖藝術村進行的行為表演紀錄，攝影：周佳諭。

藝術家在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和臺北數位藝術中心周圍繪製了一條幾近虛構、極其脆弱且即將消失的線，做為一種政治性的表達，這一方土地，屬於藝術、屬於自由。以這種詩意的方式，保護這個所在，免於任何企圖佔領和奴役的行為，以這種文化性的表現，試圖引出「自我認同」和「內在自由」面對專制威脅時，其相關反思的重要性。這條薄弱、逐漸消逝的線，能保護這個島嶼及裡面的人們嗎？這條線是我們唯一能期待的防禦措施，來抵禦潛在敵人的毀滅性入侵嗎？

藝術家面對侵襲家鄉的戰爭的殘酷，被迫逃難、感受到毀滅性後果的無盡痛苦，轉化烏克蘭傳統中將女性視為家庭守護者的概念，並以行動和行為的方式為這些概念注入女性主義的內容。藝術家常在她的創作中探討關於無形的主題，本作中，她再次運用和探索此般感知，以粉筆達到一種新的藝術表現。

藝術家試圖在當今世界中尋找未來與過去之間的聯繫，畫下了一條只會留下回憶的線。

裝置，共分為兩部分。尺寸分別為120×155cm和260×190cm，盲印，紙張，2023

〈Under a single skin〉創作理念圍繞著如何與身體重新建立聯繫，將身體作為乘載我們經驗的容器。透過感受到記憶和現實在物理層面上如何產生共鳴，並運用合適的材料，以賦予它們新的形象，我們在記憶和自我認知上都發生了變化。

從烏克蘭到台灣，我創作了一系列的物體，組成裝置。運用盲印(Bind Print)技術，在紙張上留下物體的印記，保存各種物體的瞬息萬變的狀態。紙張同時也吸收了物體受到汙染的部分，如煤煙和鐵鏽。這些層次深深地聯繫著我們在當時的皮膚上感受到的經歷，包括焦慮和危險感。

紙張一直是記憶和價值的載體。我們信任它及它所記錄的訊息。紙張，實際上是我們記錄諸如出生和死亡等最重要事件的文件，但紙張本身的材質卻不適合長久保存。然而，這顯現出來的脆弱教導了我們應更加珍惜周遭的一切事物。從這些被作為印記的物體中，也包括在戰爭期間已經修復的建築細節。在受到如此大規模的破壞後，修復者為我們重新創建了這些文化遺產，也為未來保存相當重要的象徵。

這件作品已然成為對我們在烏克蘭所面臨現實的痛苦痕跡，同時也對新的集體記憶的形成進行見證。透過作品說出自己的經歷，使社會大眾意識到我們是一體的。

為了創作描繪「手」的物件，我使用了紙張上有寶藏巖藝術村建築物及我的家鄉烏克蘭建築物的紙張，使作品成為一座橋樑，展現我們保護珍貴事物的願望。

裝置，200×200 cm，每個模組尺寸為 17×17 cm，盲印，紙張，2016-2023

材料與物件呈現一個時代的審美觀和巧思，也代表著人事已非的事實。它們成為讓我們探索難以碰觸的集體記憶議題時的有效途徑。在這個多變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下，我們的文化演進被中斷。原本應為我們自我認同提供支撐的知識、文化和物質遺產被嚴重的破壞，造成不可逆的結果。

代表著某種集體性，這種共生的空間賦予人們信心和存在的意義。過去的世代已被從歷史中抹去，而今天本應成為我們參照的價值範式被系統地摧毀。因此，我們特別難以保護那些在我們之前、為我們所擁有但非我們所創造的事物，我們持續的失去，不論是物質或是所謂形而上的…

這個裝置包括了室內掉落的材料、被破壞的建築和不再存在的國家邊界的碎片印記，每個紙張物件不僅是一個死亡面具，也是一份記錄一個人在空間中存在的文件。在現代世界形成的過程中`將「我們」歸納為一種多元文化的共同體，同時扭曲和侵蝕文化，最終影響國家身份的界限。我們今天感受不到這是屬於我們的，因為我們已失去了昨日種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