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參與者都是彼此的共生體（symbionts），有著各式各樣的關係性並且對於是否與其他合生體（holobionts）聚合或依附抱持著不同程度的開放性。共生不是『互利』的同義詞。」
​
這段話來自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著作《與麻煩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中對「共生」意義的思考，同時也標記了這篇文章的出發點與結論。2015年，聯合國提出了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各國政府、企業與公民團體提供條列式的永續行動綱領及方向，這當然也包含了藝文領域的運作與實踐。過去在藝術與文化部門，永續的相關討論通常聚焦於機構與藝術家如何透過在藝術生產過程中改變使用材料、日常行為達到減碳或減少污染的目標；又或者透過「藝術介入社會」、「藝術家做為行動者」的視角切入，探討生態藝術、環境藝術如何具深化地影響在地生態系的變化。
​
以上這些行動倡議，通常與永續發展目標中的第12項「責任消費與生產」以及第13項「氣候行動」有著較為直接的連結。而做為一個近年策展多在關注與處理「人與非人物種關係」的藝術工作者，我反而對藝術與策展如何與永續發展目標的第14項「永續海洋與保育」及第15項「陸域生態」產生關聯、如何能有效回應生態永續的思考產生了濃厚興趣。這兩項指標從「保護生態系統、維持生物多樣性」的角度產生了高度重合，將永續視角從圍繞著人類物種的議題—包含貧窮、飢餓、衛生、性別平等、教育等—轉移到了海洋與陸地生物身上；同時，指標細項中的「偷獵、砍伐、漁撈」等動詞，也立體化了人類將生態系視為「初級資源獲取地」的現況。
​
在這篇短文中，我希望從自我民族誌的觀點出發，透過回顧過去兩檔策展中策展論述與展出作品的敘事與創作方案，提出兩套在機構邀展與委託製作的制度中，如何透過讓觀眾欣賞作品、去促進人類對非人物種以及其所處生態系的理解與認知，進而有潛力具身地產生生態環境關懷的藝術生產模式，並討論生態關懷與共生思考為何與人自身深切相關。期許能拋磚引玉，在臺灣的藝文現場看到更多的多物種／跨物種的創作實踐與討論，拓展藝術永續更多樣的實踐可能性。
​
模式一：比我們想得更近的「共生想像」 
​
俗話說「 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不關心。」對於不會出現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動植物微生物，正因為其不可見性，使得多數人類無法對這些遠在天邊的存有產生感受，畢竟「跟我沒有關係」。也因此「讓人感到與我有關」的反向工程，便成為一種有效策略。在這樣的前提下，藝術在處理非人物種議題時，便不應只停留在「讓他者現身」的層次上，而應該嘗試透過作品描述或思辨人類社會與特定物種之間常被忽略的交織關係。
​
以我2023年的策展計畫《酷共生》中的委託製作、藝術家莊志維的「直立優勢性」為例，便可以觀察到類似的共生想像建構。首先，作品的核心材料是一批被「淘汰」的烏心石樹苗，其背景來自森林循環利用的策略中，會從野外汰選出生長條件好、樹形高大通直無病蟲害的「優良母樹」來育種，在增加人造林水保與碳匯的同時，也能收穫一批品質良好的木材。這樣的選題揭示了某種人為控制植物外觀的「跨物種關係」，是我們大量使用木造家具的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面向。另一方面，呼應策展中的酷兒思考，藝術家也從「為什麼直就是好？」的提問中，一語雙關地連結樹幹的直與異性戀的直（straightness），反思人類系統中，明明直或彎僅是性狀／性向不同，卻產生了優劣與歧視的現況。